为何1.8亿农民的养老金每月仅为200元，无法提升？这背后潜藏着体制内退休人员对养老金资源的挤压效应。

据复旦大学的张军和刘志阔教授的研究，2022年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，已是企业职工养老待遇的1.9倍，远超城乡居民养老待遇的29.7倍。

体制内退休的养老金，不只是比体制外高一点，而是高出几倍乃至十几倍。

虽然进行了一些并轨改革，但这并未消除原有的成本压力。

为了维持“待遇不降”，许多地区又引入了职业年金，使财政负担更加沉重。

目前许多地方财政的实际状况是：

资金没有用于提升公共服务，而是被“养人加养老”的体系锁住。

这就是一种结构性挤出现象：

越是缺乏资金，越不敢进行改革；而越是不敢改革，资金缺乏的局面又会加剧。

究竟什么是财政供养人员呢？

简单来说，就是从一般公共预算中支付工资的人员，涵盖了公务员、事业编、参公人员等，以及一大批“编外”人员。

不少人认为，经过几年的机构改革和控制编制，队伍应该精简了。

可现实却是：编内人员减少，编外人员反而增多；在职人员受到限制，退休人员却在不断增长。

结果便是：队伍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呈现扩张趋势。

研究显示，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数量达到6846万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

2004年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.01%；到2020年，这一比例上升至4.85%。

换句话说，每100人中，就有近5人是依靠财政养活的。

更为心痛的是，财政供养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攀升至5.54%。

也就是说，每20个在社会上工作的人中，就有1人是领取财政薪资的。

地方财政为何这么拮据？

主要原因是“三保”——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。

其中，保护工资的支出是最为刚性的。

更为沉重的负担则是，离退休人数的激增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供养的“下半场”负担。

从2004年的1468万离退休人员，增长至2020年的2687万，接近财政供养人员的四成。

这意味着，缴税的人数在减少，而领取税收的人却在增加；受工资保障的年轻人变少，而依赖社保的老年人却愈加增多。

这种“养人”和“养老”之间的矛盾，使得不少地方财政陷入困境。

财政供养不能只进不出，必须明确岗位和外包的边界，确保能进能出。

否则，每当经济下行，体制内岗位就会被视为“吸纳就业”的水库。

水库越扩大，最终的负担也就越重。

另外，体制内的退休金也不能无上限地上涨。

尽管在享受的利益面前，没有人愿意放弃，但未来十年若将体制内的退休金冻结不涨，反而去等待农民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的提升，这未尝不是一种理智的选择。

财政并不是一场无限制的自助餐，若对养人和养老的支出没有限制，最终买单的还是全体公民。